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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龚庄村征迁安置工作指挥部，陈刚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相关各方的工作汇报，安排部署下一步工作。陈刚指出，规划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当前，雄安新区由规划阶段转入建设实施阶段，做好征迁安置工作对于推进当前各项工作、打造“雄安质量”和“廉洁雄安”至关重要。新区各级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切实把思想认识和行动高度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用心用情用力做好群众工作，以实际行动让群众满意和社会认同。要把征拆迁工作真正打造成阳光工程，让人民群众共享新区发展成果。
9月20日，第一财经记者查询发现，李波已不在中国侨联官网领导页面，同时尚未出现在重庆市政府官网政府领导中。公开信息显示，李波出生于1972年，重庆人，履新后，他将是重庆市政府领导班子中唯一的“70后”。李波此前曾在央行工作14年，2018年8月调任侨联担任专职副主席，行政级别上为副部级。李波进入央行体系是在2004年，先后担任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副司长（聘任），中国人民银行条法司副司长、司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二司司长、上海总部跨境人民币业务部主任（2011.03兼），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上海总部公开市场操作部主任（2016.05免）。
当初土地规划为何批了这么多商办类项目？上述开发商负责人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介绍，他们也曾想过其他办法消解库存，比如转型共享办公空间，但最终没有谈成。“附近的商业氛围不够浓厚，没有对创业人才和创业服务机构的吸引力，商业环境不足以支撑共享办公这种业态。”
合盛源公司的主要资产为雅西铁矿采矿权，但公司出资时，合盛源公司尚未取得该采矿权，当时采矿权归属于哈密公司。今年6月，因未及时办理审批手续，公司申请向张国玺等三方对通过本次增资扩股所认购的合盛源公司股权进行收购。但公司一直未收到回购款项。今年7月，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交易对方支付公司7.86亿收购价款。
在2013年年度报告中，该欧洲研发运营中心改扩建工程的预算数增加至3000万美元，工程投入占预算比例46%。此后的2014年年度报告、2015年年度报告中，该项目的预算数均显示为3000万美元。截至2015年年底，该项目的工程进度已经完成80%。
从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准入限制与FDI股比限制的政策保护下，当合资是一个可选项时，它一定是企业经营者的优先选择。那么如果要改变企业经营者的行为，有两种办法：一是改变约束条件，二是改变经营者的目标函数。在改革开放之初，政策通过FDI股本比例进行限制与征收高额关税是出于对幼稚工业的保护，这些政策本身没有问题，但是对于这些政策的退出期限缺乏清晰的顶层设计。在这种“软约束”条件下，车企管理者没有足够的危机感与紧迫感，相反“拖”才是最佳选择。20世纪60年代，韩国大宇、起亚、现代等公司同样是先开始组装国外车型，并通过合资或向国外公司出售股份来换取先进技术。但在1973年，韩国政府制定了汽车工业发展规划。规划要求企业两年内开发出自主品牌轿车，生产能力达到五万辆，并且规定了出口的期限与比例，由此制造出重大的企业危机。韩国车企自此开始逐渐摆脱对合资模式的依赖，转向自主研发道路并成长为汽车强国之一。而在中国走向合资道路之后，一直缺乏此类“硬约束”条件，直到今年4月国家发改委宣布制造业开放规划，才规定“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限制，同时取消合资企业不超过两家的限制。通过5年过渡期，汽车行业将全部取消限制。”
